哪里买杨万里的书 哪里买杨万里的书最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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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介绍杨万里

杨万里（一一二七～一二○六）字廷秀，自号诚斋，吉水人，有“诚斋集”。南宋时所推重的“中兴四大诗人”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和陆游四位互相佩服的朋友；杨和陆的声名尤其大，俨然等于唐诗里的李白和杜甫。不过，十个指头也有长短，同时齐名的两位作家像李白和杜甫。元稹和白居易慢慢的总会分出个高低。宋代以后，杨万里的读者不但远少于陆游的，而且比起范成大的来也数目上不如。在当时，杨万里却是诗歌转变的主要枢纽，创辟了一种新鲜泼辣磨昌运的写法，衬得陆和范的风格都保守或者稳健。因此严羽“沧浪诗话”的“诗体”节里只举出“杨诚斋体”，没说起“陆放翁体”或“范石湖体”。

从谥号“文节”之“节”可以看出，杨万里以品格“清介”(陆游《送子龙赴吉州椽》)著称于时。首先是耿介。他秉性刚直，立朝遇事敢言，无所顾忌。同时诗人葛天民说：“我与诚斋略相识，亦不知他好官职。但知拼得忍饥七十年，脊梁如铁心如石。不曾屈膝不皱眉，不把文章做出诗。”(《寄杨诚斋》)宋孝宗晚年很不喜欢他，说他“直不中律”，宋光宗则说他“也有性气”，杨万里便作文自赞道：“禹日也有性气，舜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见《鹤林玉露》卷五)意思是说有了两位皇帝这样的鉴定，千秋万代用不着史官来做评价了。晚年权奸韩园胄当国，誓不出仕，韩园胄筑南园，请他作一篇记文，杨万里坚决拒绝。

其次是清贫儒雅。他虽入仕，但视之平淡，在京城做官日，预备了由杭州到老家的盘缠，专用一箱子装着。同时不许家人购置物业，以免回家时累赘，“日日若促装”待发。对金钱也复如此，在江东任满，有余钱万缗，弃于官府，不取而归。诚斋夫人及其儿子杨伯孺都以俭朴仁厚为时所称。杨万里这种平淡俭朴的处世风格有着南宋中下层官僚地主阶层的生态背景，体现了一种平民式的道德理念，同时也包含了明哲的人生智慧，当时士大夫特别推崇其清狷节操，称赞其胸襟“透脱”。他的这一思想性格深刻地影响到诗歌创作。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迅斗尤袤合称“中兴四大诗人”。他的成就不如陆游，但在创新诗歌风格方面所作的努力则过之，所以他当时名声很大，连陆游也说：“我不如诚斋，此评天下同。”(《谢王子林判院惠诗编》)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把他的诗风命名为“杨诚斋体”(《沧浪诗话·诗体》)。

杨万里何以能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诚斋体”的具体特征是什么，这些都得首先联系其思想性格、人生态度来认识。杨万里绍兴二十九年(1159)任零陵丞时，曾拜见爱国名臣张浚，受到张的器重。张是理学家，他勉励杨万里效法先贤的“清直之操”，并勉之以“正心诚意”之学。杨万里于是便自号“诚斋”，这是个理学意味很浓的标号，表明了他一生的志向。这以后他还一直与张浚之子、理学家张栻交往，深受张栻的影响，进一步接受了理学的思维方式，追求心胸的“透脱”，摆脱前人的束缚。于是在绍兴三十二年瞎梁(1162)，离开零陵前把摹仿江西体的千余首旧诗尽皆焚弃，转而寻求新的观照事物的方式和新的表现方法，为创新诗风奠定了基础，正如他自己所说：“不是胸中别，何缘句子新？”

关于“诚斋体”，他自己还有一个说法，这就是：“不是风烟好，何缘句子新？”“胸中别”是主观方面，“风烟好”是客观方面。杨万里诗以自然万物作为主要描写对象，他称赞张耒诗说：“春花秋月冬冰雪，不听陈言只听天。”(《读张文替诗》)这其实也是夫子自道。这里的“天”，主要指客观的自然万物，当然也指诗人受外界触发而产生的真切感受，这其间的先后关系是“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因此他非常自觉地从大自然吸取诗材，寻求灵感，举凡高山流水、日月星辰、蓝天白云、风雷雪雨、春光秋色、朝霞暮霭、花草树木、鸟兽虫鱼等等，莫不收拾入诗，并且别有心胸，独具眼光，探幽寻微，刻抉入里，处处发现新意，事事别开生面。在他眼中，自然万物无不体现着造化的意志和巧妙，因此他力图表现自然界的生机和活力，又往往带着天真好奇的眼光去看待自然界的万事万物，而产生许多天真的奇想。同时他也对自然界作冷静、理智的观照和领悟，表现静观万物的体会和主观感觉。这是“诚斋体”在题材处理上的突出特点。

“诚斋体”特别活泼灵动，充满奇趣，历来被看作以“活法”作诗的典型。“活法”是北宋后期以来，禅宗、理学和诗学共同的话题，其意义涉及人生态度的通脱超然、思维认识的灵活圆通和表达方式的活泼生动。杨万里是自吕本中倡导诗歌“活法”以来，真正以“活法”作诗而取得突出成就的诗人。他的同乡好友周必大说：“诚斋万事悟活法。”可见其诗不过是其“活法”运用的一个方面。“诚斋体”的活法首先体现在不听陈言，不拘成法，法与无法，灵活对待，自作主张，自立一家的创新精神上；其次是表现在师法自然、立足于日用生活的创作态度上；第三是表现为别有眼光，忠实于自己的真切感受，而从习见的事物上发现新意，在任何事物上看出其“活”的生态和精神。

杨万里特别擅长于发现、捕捉自然界的生机、动态，写转瞬即逝、变化无穷的景象。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诚斋擅写生”，“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捷，踪矢蹑风。”(《谈艺录》)

杨万里还擅长于不断变化观察事物的角度，以曲折多变的诗歌结构去随物赋形，句法灵活而无格律拘束之苦，语言生动活泼，俗言口语在所不避，这些都是“诚斋体”的重要特征。

诚斋体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特别幽默诙谐。无论是写物还是感事，杨万里都出了轻松调侃的态度和口吻，即便是关心时事，深致不满，也多出以讥讽嘲弄，至于写景咏物，更是逗弄调拨，插科打诨，十分之风趣热闹，清人甚至有“不笑不足以为诚斋之诗”的说法。

诚斋体的缺陷也比较突出。他过多地着眼于自然景色，一有所感，便即兴作诗，不暇思索，很少提炼，把瞬间印象和盘托出，这样，一方面显得感受真切，描写活泼，诗意新鲜，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内容琐屑、语言粗率、诗味淡薄的毛病。

杨万里的创作经历见于“江湖集”和“荆溪集”的自序。据他说，他最初学江西派，后来学王安石的绝句，又转而学晚唐人的绝句，最后“忽若有悟”，谁也不学，“步后园，登古城，采撷杞菊，攀翻花竹，万象毕来，献余诗材”，从此作诗非常容易。同时人也赞叹他的“活法”、他的“死蛇弄活”和“生擒活捉”的本领。这一段话可以分三方面来申说。

第一、杨万里和江西派。江西诗一成了宗派，李格非、叶梦得等人就讨厌它“腐熟窃袭”、“死声活气”、“以艰深之词文之”、“字字剽窃”。杨万里的老师王庭珪也是反对江西派的，虽然他和叶梦得一样，很喜欢黄庭坚。杨万里对江西派的批评没有明说，从他的创作看来，大概也是不很满意那几点，所以他不掉书袋，废除古典，真能够做到平易自然，接近口语。不过他对黄庭坚、陈师道始终佩服，虽说把受江西派影响的“少作千余”都烧掉了，江西派的习气也始终不曾除根，有机会就要发作；他六十岁以后，不但为江西派的总集作序，还要增补吕本中的“宗派图”，来个“江西续派”，而且认为江西派好比“南宗禅”，是诗里最高的境界。南宋人往往把他算在江西派里，并非无稽之谈。我们进一步的追究，就发现杨万里的诗跟黄庭坚的诗虽然一个是轻松明白，点缀些俗语常谈，一个是引经据典，博奥艰深，可是杨万里在理论上并没有跳出黄庭坚所谓“无字无来处”的圈套。请看他自己的话：“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取熔，乃可因承尔，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之‘里许’‘若个’之类是也。……彼固未肯引里母田妇而坐之于平王之子、卫侯之妻之列也。这恰好符合陈长方的记载：“每下一俗间言语，无一字无来处，此陈无己、黄鲁直作诗法也”。换句话说，杨万里对俗语常谈还是很势利的，并不平等看待、广泛吸收；他只肯挑选牌子老、来头大的口语，晋唐以来诗人文人用过的——至少是正史、小说、禅宗语录记载着的——口语。他诚然不堆砌古典了，而他用的俗语都有出典，是白话里比较“古雅”的部分。读者只看见他潇洒自由，不知道他这样谨严不马虎，好比我们碰见一个老于世故的交际家，只觉得他豪爽好客，不知道他花钱待人都有分寸，一点儿不含糊。这就像唐僧寒山的诗，看上去很通俗，而他自己夸口说：“我诗合典雅”，后来的学者也发现他的词句“涉猎广博”。

第二、杨万里和晚唐诗。他说自己学江西派学腻了，就改学王安石的绝句，然后过渡到晚唐人的绝句。我们知道，黄庭坚是极瞧不起晚唐诗的：“学老杜诗，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也；学晚唐诸人诗所谓‘作法于凉，共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何！’”所以一个学江西体的诗人先得反对晚唐诗；不过，假如他学腻了江西体而要另找门路，他也就很容易按照钟摆运动的规律，趋向于晚唐诗人。杨万里说：“诗非文比也……而或者挟其深博之学、维隽之文，于是隐括其伟辞以为诗”。这透露了他转变的理由，可以借刘克庄的话来做注脚：“古诗出于情性，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自杜子美未免此病。于是张籍、王建辈稍束起书帙，划去繁缛，趋于切近。世喜其简便，竞起效颦。遂为‘晚唐体’”。除掉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等以外，晚唐诗人一般都少用古典，而绝句又是五七言诗里最不宜“繁缛”的体裁，就像温、李、皮、陆等人的绝句也比他们的古体律体来得清空；在讲究“用事”的王安石的诗里，绝句也比较明净。杨万里显然想把空灵轻快的晚唐绝句作为医救填饱塞满的江西体的药。前面讲过徐俯想摆脱江西派而写“平易自然”的诗，他就说：“荆公诗多学唐人，然百首不如晚唐人一首”；另一个想脱离江西派的诗人韩驹也说：“唐末人诗虽格致卑浅，然谓其非诗则不可；今人作诗虽句语轩昂，但可远听，其理略不可究”。可以想见他们都跟杨万里打相同的主意，要翻黄庭坚定下的铁案。从杨万里起，宋诗就割分江西体和晚唐体两派，这一点在评述“四灵”的时候还要细讲。他不像“四灵”那样又狭隘又呆板的学晚唐一两个作家的诗：他欣赏的作家很多，有杜牧，有陆龟蒙，甚至有黄滔和李咸用，而且他也并不模仿他们，只是借他们的帮助，承他们的启示，从江西派的窠臼里解脱出来。他的目的是作出活泼自然的诗，所以他后来只要发现谁有这种风格，他就喜欢，不管是晋代的陶潜或中唐的白居易或北宋的张耒。

第三、杨万里的活法。“活法”是江西派吕本中提出来的口号，意思是要诗人又不破坏规矩，又能够变化不测，给读者以圆转而“不费力”的印象。杨万里所谓“活法”当然也包含这种规律和自由的统一，但是还不仅如此。根据他的实践以及“万象毕来”、“生擒活捉”等话看来，可以说他努力要跟事物——主要是自然界——重新建立嫡亲母子的骨肉关系，要恢复耳目观感的天真状态。古代作家言情写景的好句或者古人处在人生各种境地的有名轶事，都可以变成后世诗人看事物的有色眼镜，或者竟离间了他们和现实的亲密关系，支配了他们观察的角度，限止了他们感受的范围，使他们的作品“刻板”、“落套”、“公式化”。他们仿佛挂上口罩去闻东西，戴了手套去摸东西。譬如赏月作诗，他们不写自己直接的印象和切身的情事，倒给古代的名句佳话牢笼住了，不想到杜老的鄜州对月或者张生的西厢待月，就想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或者“本是分明夜，翻成黯淡愁”。他们的心眼丧失了天真，跟事物接触得不亲切，也就不觉得它们新鲜，只知道把古人的描写来印证和拍合，不是“乐莫乐兮新相知”而只是“他乡遇故知”。六朝以来许多诗歌常使我们怀疑：作者真的领略到诗里所写的情景呢？还是他记性好，想起了关于这个情景的成语古典呢？沈约“宋书”卷六十七说：“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子荆‘零雨’之章，正长‘朔风’之句，并直举胸情，非傍诗史”。锺嵘“诗品”也说过：“‘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杨万里也悟到这个道理，不让活泼泼的事物做死书的牺牲品，把多看了古书而在眼睛上长的那层膜刮掉，用敏捷灵巧的手法，描写了形形色色从没描写过以及很难描写的景象，因此姜夔称赞他说：“处处山川怕见君”——怕落在他眼睛里，给他无微不至的刻划在诗里。这一类的作品在杨万里现存的诗里一开头就很多，也正像江西体在他晚年的诗里还出现一样；他把自己的创作讲得来层次过于整齐划一，跟实际有点儿参差不合。

扬万里的主要兴趣是天然景物，关心国事的作品远不及陆游的多而且好，同情民生疾苦的作品也不及范成大的多而且好；相形之下，内容上见得琐屑。他的诗多聪明、很省力、很有风趣，可是不能沁入心灵；他那种一挥而就的“即景”写法也害他写了许多草率的作品。

--钱钟书宋诗选注

杨万里的简介

杨万里（1127年10月29日—1206年6月15日），字廷秀，号诚斋。汉族江右民系。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黄桥镇湴塘村）人。南宋大臣，著名文学家、爱国诗人，与陆游、尤袤、范成大并称“南宋四大家”（又作“中兴四大诗人”）。因宋光宗曾为其亲书“诚斋”二字，故学者称其为“诚斋先生”。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杨万里登进士第，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曾任国子博士、广东提点刑狱、太子侍读、秘书监等职，官至宝谟阁直学士，封庐陵郡开国侯。开禧二年（1206年），杨万里病逝，年八十。获赠光禄大夫，谥号“文节”。

杨万里一生作诗两万多首，传世作品有四千二百首，被誉为一代诗宗。他创造了语言浅近明白、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的“诚斋体”。杨万里的诗歌大多描写自然景物，且以此见长。他也有不少篇章反映民间疾苦、抒发爱国感情的作品。著有《诚斋集》等。

扩展资料：

杨万里是一位爱国者，又是一位政治家。他力主抗战，反对屈膝议和。在进奏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他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排投降之误，爱国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中原沦丧、江山唯余半璧的局面，他指出：“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忘于敌，天下之忧，复有大于此者乎！”（《千虑策·国势上》）告诫统治者要时刻不忘备敌谋敌、御敌制胜。

他既大胆批评孝宗经过符离之败，“前日之勇一变而为怯，前日之锐一变而为钝”（《千虑策·君道中》），又坚决反对一些人轻易用兵、盲目冒进，主张以“守而取”（《与陈应求左相书》）的积极、慎重策略，稳步进取，先实国力而后图恢复，以求最终胜利。

他看重和同情人民，认为：“民者，国之命而吏之仇也。”（《千虑策·民政上》）将国家命运系之于人民，指斥官吏只会敲骨吸髓地压榨人民，激起人民的仇恨、愤怒和反抗。因此，他提醒光宗要节财用、薄赋敛、结民心，民富而后邦宁，兴国之计，就在于此（《转对札子》）。杨万里为人清直，个性刚褊。孝宗贬他“直不中律”，光宗称他“也有性气”（《鹤林玉露》甲编卷四）。

杨万里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而始终不得大用。他一生视仕宦富贵犹如敝履，随时准备唾弃。在作京官时，就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盘缠，锁置箱中，藏在卧乎慎判室，又戒家人不许置物，以免离职回乡行李累赘，就这样“日日若促装”待发者。

这与那些斤斤营求升迁、患得患失之辈适成鲜明对照。杨万里为官清正廉洁，不扰百姓，不贪钱物。江东转运副使任满时，应有余钱万缗，他全弃之于官库，一文不取而归。退休南溪之上，自家老屋一隅，仅避风雨。当时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正是他清贫一生的真实写照。

杨万里的诗歌作品不拘一格，富有变化，既有“归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窟”的雄健奔逸气势，也有“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周必大《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的委曲细腻功岁改力。

他的“诚斋体”诗，具有新、奇、活、快、风趣幽默的鲜明特点，“流转圆美”（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总序》），“活泼刺底”（刘祁《归潜志》卷八），尤其为人所称道。如《闲居初夏午睡起》：“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写得情致深婉，人称“胸襟透脱”（《鹤林玉露》甲编卷四）。

又如《戏笔二首》、《擞风伯》、《下横山滩头望金华山》、《夏夜玩月》等，也都写得机智活脱，极有思致，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杨万里十分注意学习民歌的优点，大量汲取生动清新的口语人诗，往往“假辞谚语，冲口而来”（蒋鸿翔《寒塘诗话》），因而形成通俗浅近、自然活泼的语言特色。

杨万里一生留下大量抒写爱国忧时情怀的诗篇。他充任金国贺正旦使的接伴使时，因往来江、淮之间、迎送金使时亲眼看到沦丧于金国的宋朝大好河山和中原遗民父老，心中郁满国家残破的巨大耻辱和悲愤，爱国主义诗歌创作表现得最集中、最强烈。

如著名的《初人淮河四绝句》：“船离洪泽岸头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远，中流以北即天涯！”（其一）、“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亦难为。只余鸥莺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其三），唱出了灾难深重中爱国士人和广大人民的共同情感。

又如在见到金山吞海亭已成专为金使烹茶的场所时，他发出痛苦的呼喊：“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雪霁晓登金山》）鞭挝了南宋小朝廷的屈辱和无能。此外如《孝哪题吁胎军东南第一山》、《读罪己诏》、《故少师张魏公挽词》、《宿牧牛亭秦太师坟庵》等，或寄托家国之思，或呼吁抗战复园，或歌颂抗金将领，或讽刺卖国权奸，都是直抒爱国思想的名篇。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杨万里

杨万里的当官之道 杨万里为何想辞官

杨万里

古人有点才就想着当官，当了官就想施展抱负，然而南宋诗人杨万里就不走寻常路，才出任京官不久就随时准备卷铺盖打道回府。 杨万里这人有意思，人家做官总是一味顺着杆子往上爬，“功名百尺竿头，自古及今，有几个干休?”(元.张养浩)不到不得已，没人愿意急流勇退，他呢，才出任京官猛念不久(1170年任国子监博士，时年43岁)，就随时准备卷铺盖打道回府。为此，他还预先备好了由都城临安回老家江西吉水的路费，将这笔钱锁在箱底，藏于卧室，并再三戒饬家人不许购买一物，免得去职回乡时成为行李累赘。 不过，杨万里虽因刚正敢言，始终未得大用，或升或降，或内或外，官还是一直当得好好的。直到1192年，在江东转运副使任上，因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认为兹事于民不便，上书谏阻，朝廷不听，反将他降为赣州知府。于是，他便谢病自免，讨个“祠官”的虚衔，拿一份退休金，告老 还乡了，从此再未出仕。不过时年已满65岁，与今天省部级官员退休年龄也相当了。

杨本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当时一节：“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自此幽屏，遂与世绝”(《答沈子寿书》)。的确，对于杨万里这样一位本来 官欲不重的诗人，弃官归田是一种解脱，是长期备受压抑的心灵的释放，那种回归故土、回归自然、回归老百姓的 *** ，卜手那种临老重新获得的自由舒展，弥足珍贵，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杨万里一生为官清廉，据说江东转运副使任满，府库有余钱万缗，但他一钱不取(呵呵，此类公库钱如何取之而于法无违，恐怕也是个难题)。当时 就有诗人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 (只有那根御赐的腰带是镶金的啊)”。退休后，唯有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比之辛弃疾的带湖园林，自然是望尘莫及了。不过，今日他老家的《吉安名人录》称道：杨万里年过70(不是70，是65啦)，便告老还乡。回家后，他长鬓赤脚耕耘田野，住的房屋也是破烂不堪，三世不加增饰。就连他的夫人除操劳家务 外，还开垦田园、种植桑麻、纺线织布、裁缝衣服，直到80多岁(只活到80，何来“多岁”?)，还年年如此。——恐怕有点夸张过甚了，好歹他是中高级退休干部，基本保障是没问题的，何致于老两口均沦落为农夫村妇? 不错，杨万里晚年乡居尤其亲近周围的劳动农民，请看他的《插秧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白话，传神，没有身历其境且细心体会，绝对写不出来。或许，杨万里兴来时还真会挽起裤脚下田陪农民插上几行秧也未定，但那也只是“老夫聊发 少年狂”的一时天真外泄而已。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写诗。须知，杨万里这辈子写了二万首诗，居两宋诗人之首，存世的也有四千多首。此外，他还要继续完成《诚斋易传》一书——这是一本研究易经的书，易经是古代中华最神秘莫测的经典，高难度课题啊，这本书奠定了杨万里的理学家的地位，为此，几乎耗去了他最后十七年的生命。

杨万里一生当了近四十年的官，由基层到朝廷再到地方，前后凡三进四出，久经历练，对官场上下内幕的了解至为深切，所以退出后反观既往，看得 也尤为透彻。他有一首写给初涉仕途的长子的诗，不加任何修饰的家常话，语重心长的告诫：“好官易得忙不得，好人难做须著力。”你要做好官，就要多学习，多 读书，靠钻营媚上，纵使得官，也要遗臭千载。你要做好人，对老百姓就应一视同仁，不得另眼相待。……我们家的先人门庭冷落，我何尝不希望你取得高位?但对 高位不可迷恋，迷恋高位就会失去大丈夫的气节。当官要靠真才实学，官职不是可以讨来的。若为当官违法乱纪而被捉，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和黎民百姓?做官的水平难说高低，强中更有强中手，好比下棋，你就是达到了国手水平，国手上面还有更高的国手。——这首诗若拿来作当今的廉政教材，一个枝弊困字都用不着改。 然而，看了杨万里的生平，有一点令人费解：按他自己的说法，退休后，“自此幽屏，遂与世绝”，隐居草野，与世无争了，与朝廷除了按时领取那 一份闲俸，也不再有任何牵挂。可是，就在他临终那一刻，却一反他日常“诚斋体”诗歌传递的清新、活泼和闲趣，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激烈和急躁! 事在开禧二年(1206)五月，杨正卧病在床。某日，一族侄从城里归来，进了门就大声嚷嚷，说起朝中权相韩胄已经发动对金国的北伐之战。此前，家人正是担心他忧虑国事，但凡收到朝中有关时政的邸报都不告诉他，乍一听到这一消息，他顿时恸哭失声，急着催人拿来纸笔，立刻写下一段文字：“韩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写了十四句话告别妻子，落笔而逝。 宋史载：“(杨)卧家十五年，皆其(韩)柄国之日也。胄专僭日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杨万里何致于对韩胄如此反感?说来，杨与韩之 间谈不上有多少私人恩怨，就一点小过节：六年前(1200)，韩胄筑南园，请杨万里为之作记，并许以高官。万里答：“官可以不做，记不可以写。”胄很生气，就改请他人(陆游)写了。

杨万里不肯为韩胄写记，当然是不屑于韩的人品。宋史说韩胄很生气，用了个“恚”字，却也没说他“恚”后有什么报复或给穿小鞋之类的动作(或者杨早已退休，管不着了)。倒是有案可查，在那以后的几年内，朝廷屡屡为退养在家的杨万里加爵封赏： 嘉泰三年(1203)八月，诏进宝谟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四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 开禧元年(1205)，召赴京，复辞;二年二月，升宝谟阁学士。 还不包括之前数次：庆元元年(1195)，有召赴京，万里辞不往。九月，升焕章阁待制。四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五年三月，升宝文阁待制。六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 这一路过来，可都是韩胄柄国之时啊。不论韩胄对别人怎样，对他杨万里似乎还过得去，并未见存有什么芥蒂。 如此看来，杨万里对韩胄的厌恶，完全是出于“公义”。只能从当时朝廷党争的背景去解释：韩胄罗织“伪学逆党”罪名，排斥赵汝愚、朱熹等一大批理学名臣，杨万里虽然未被列入逆党名录，但作为一名理学家，自然会站到韩的对立面，表示抗争。 事过境迁，后人以超脱的视野回首这一段历史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驳杂难辨，还真是不可一概而论。 这里涉到了《宋史》中的一句话：“杨万里为人刚而褊”。又据说宋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宋光宗亦称：“杨万里有性气。”杨则引以自豪：“禹(光宗)曰也有性气，舜(孝宗)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也说明他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缺点。 “刚而褊”，刚为刚正，褊为褊狭。杨万里的刚褊，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张浚配享高庙。 淳熙十六年，朝议“高庙配享”，翰林学士洪迈秉承孝宗之意，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为请;杨万里却认为非张浚莫属，并斥洪迈以欺、专、私三罪，惹得孝宗很不高兴。张浚是杨万里学术道德的引路人，也是理学宗门的政治领袖，其对朝廷的赤胆忠心无可置疑，但其政治能力、识见却难以让人首肯，整饬刘光世余部引发哗变，主持“隆兴北伐”招致失败，与其平生功业大体抵过。再说，配享高庙又是多大的事儿，以宋高宗之卑微人格，为张浚争这个虚名，值得吗?杨万里此举未免带有感 *** 彩。

综观两宋朋党之争，刚而褊，或为相当一部分正直官员的通病。北宋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毁于党争，较之，南宋偏安小朝廷一班大臣格局更为猥琐，小家子气。 韩胄当然不是个人物，外戚专权，排斥异己，好大喜功，轻举妄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为 岳飞 *** ，将秦桧打回原形，毕竟大快人心。他 的“开禧北伐”战略上也不能说全错，问题主要在用非其人、无人可用，当然与其自身的处置失当也分不开，表明当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烂透。敌国金朝也烂，两者实属比烂，你烂，我比你更烂。 另一方面，韩胄对理学人物倒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所谓“伪学逆党”案在一二○二年就解禁了，特别是对叶适这样的人才还委以重任。元代由理学家主导的《宋史》编写，将其归入奸臣之列，有失公允。

朱熹这位理学首脑人物，一生主要从事创宗立派的著述、讲学事业，前后只当过十年官。 他当官，同样不能免俗，“褊狭”得比别人更厉害。朱熹由赵汝愚推荐，担任宋宁宗的侍讲，等于是皇帝的老师，初见宁宗，就进讲正心诚意、人欲天理之论。旧 制：单日早晚进讲，双日休息。朱熹要求不分单双日和假日，每天早晚进讲。借着给皇帝讲课的机会，多次递条子，评议朝政，指责韩胄在皇帝身边窃取权柄。把宁宗惹恼了，不要他当老师了，将他轰了出去，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赵汝愚等请求留朱熹在朝，被宁宗一口拒绝。这事左看右看，朱熹做得不地道，就算你占着道理，如此党同伐异，也太不够策略了吧!朱熹这人，后来的名头越来越大，集理学之大成，生前行为却有点乖戾，或有心理问题，当初他连上六表弹劾台州 知府唐仲友，这也罢了，权斗政争按游戏规则行去就是，但他却非要拿一个军妓(严蕊)严刑逼供不可，藉以坐实唐的罪名，未免太过残忍。

《宋史》还载有一段朱熹对陆游的恶评，说陆游“才能太高，功迹太浅，恐怕会被权势者所利用，不能保全晚节。”撰史者于是拿陆游为韩胄写 《南园记》为证据，表明朱的预言之高明。这是什么话?为韩胄写一篇记文，就成了衡量气节操守的试金石?是的，韩先是请杨万里作记，被杨拒绝了，杨有自己的坚持;但陆游接过这手面子活，难道就成罪人了?事实上，从陆游的《南园记》中 ，找不出有任何吹捧韩的谀词，纯出于希望韩担负抗金大业的良好意愿。纵使看走了眼，也与道义、节操无涉。 无独有偶，在韩胄主持的“开禧北伐”中，当时的两大文坛领袖——陆游和辛弃疾都成了积极参与者。辛弃疾对韩胄更是热忱鼓励：“千载传忠 献(胄曾祖韩琦谥号)，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尽管从私交来说，辛弃疾向来与朱熹走得很近，甚至视朱为“帝王师”，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评价之高无以复加。但基于一贯的抗金主张，他和陆游一样，对韩不持偏见，且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再看陆游、辛弃疾对朱熹的义气。1200年，朱熹病故，当时党禁未解，朝廷不许官员参加其葬礼，76岁的陆游写文遥祭：“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一片挚情。辛弃疾更是义无反顾，亲临祭悼，作文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不过，若以朱熹生前因伪党案上表认罪一节对比，尽管出于被逼，毕竟未如置军妓严蕊于大刑之下，居然那么轻易就坦白交代了，承认“私故人财”、“纳其尼女”数罪，表示“深省昨非，细寻今是”，朱老夫子的风骨何在?颜面何存?究竟是谁“晚节不保”呢? 王夫之将南宋士人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弄权者，“假乎权势而不能自释”;一类是明哲保身者，凡事留有余地，首鼠两端。“二者之患，皆本原于居 心之量”，“不能据中道以自成”。所谓“中道”，即指“无偏无党”、“无朋党之恶”的“大中之道”。其实，褊狭，或是朋党人士的最大性格弱点。以朋划线，不能容人，不能和衷，因人废言，因人废事。非白即黑，非友即敌，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忠臣，就是奸臣。这样一种两极化思维严重禁锢着士大夫们的头脑，遂使任何有意义的施政和改制都成了互相攻讦的题目，最终导致王朝在内耗中走向败亡。

人是复杂的，尤其是官员。性格的多面、心理的明暗、利益的交缠、善恶的互现，身上的正负面因素无非多一些少一些而已。三七开就是大好人，五 五开不好不坏，倒三七就是坏人了。君子与小人、天使与魔鬼往往就在同一人身上。裴矩在隋为人，在唐为忠臣。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贿，以考验是否廉洁，一刑部官员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裴矩提出：“受贿当死。但行贿呢?以这种方式试探官员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的准则吧!”唐太宗听了 大为欣赏。司马光赞曰：“君明臣直。”这是皇权体制下依托人治的最佳状态，无奈古往今来像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不多。南宋朋党之争掺杂了更多意气用事，几无原则可言。从张浚、赵汝愚到韩胄，再到史弥远、贾似道，忠与奸的光谱色系令人眼花撩乱，足致色盲。 相对而言，跳出官场的杨万里还是比较通达的。他的理学见解与等人所主张的义理之说亦有所不同，比如他对“仁”的解释：“何以为仁?曰财而已。……财散 *** 聚，此仁之实也。……何谓义?教民理财，义也。”(《系辞》，《诚斋易传》卷十七)人在平心治学的时候，持论总是相对公允、诚实而较少 偏见。综观一生，他的“刚而褊”，更多的表现在刚的一面，褊在其次。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杨.《竹枝歌》)世间万事，包括官场纷扰，该休处还是休去的好。

杨万里的诗及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杨万里（1127－1206年），字廷秀，号诚斋。吉州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人。南宋杰出的诗人，汉族人。绍兴二十四年中进士。授赣州司户，后调任永州零陵县丞，得见谪居在永州的张浚，多受其勉励与教诲。孝宗即位后，张浚入相，即荐万里为临安府教授。未及赴任，即遭父丧，服满后改知奉新县。乾道六年（1170年）任国子团李雹博士，开始作京官，不久迁太常丞，转将作少监。淳熙元年（1174年）出知漳州，旋改知常州。六年，提举广东常平茶盐，曾镇压沈师起义军，升为广东提点刑狱。不久，遭母丧去任，召还为吏部员外郎，升郎中。十二年 （1185年）五月，以地震应诏上书，极论时政十事，劝谏孝宗姑置不急之务，精专备敌之策，坚决反对一些人提出的放弃两淮、退保长江的误国建议，主张选用人才，积极备战。次年，任枢密院检详官兼太子侍读。十四年（1187年），迁秘书少监。高宗崩，万里因力争张浚当配享庙祀事，指斥洪迈“指鹿为马”，惹恼了孝宗，出知筠州（今江西高安）。光宗即位，召为秘书监。绍熙元年（1190年），为接伴金国贺正旦使兼实录院检讨官。终因孝宗对他不满，出为江东转运副使。朝廷欲在江南诸郡行铁钱，杨万里以为不便民，拒不奉诏，忤宰相意，改知赣州。万里见自己的抱负无法施展，遂不赴任，乞祠官（无实际官职，只领祠禄，等于退休）而归，从此不再出仕，朝命几次召他赴京，均辞而不往。 开禧二年（1206年），因痛恨韩侂胄弄权误国，忧愤而死，官终宝谟阁文士，谥“文节”。

杨万里主张抗击金人，收复失地。以正直敢言，累遭贬抑，晚年闲居乡里长达15年之久。诗与尤袤、范成大、陆游齐名，并称南宋四大家。今存诗作4200余首，不少抒发爱国情思之作。其《初入淮河四绝句》、《舟过扬子桥远望》、《过扬子江》、《雨作抵暮复晴》等诗，抚今追昔，即景抒怀，思想性和艺术性都相当高。也写过一些反映劳动人民生活的诗，如《竹枝歌》七首写纤夫雨夜行船，《圩丁词十解》写筑堤圩丁，以及《插秧歌》、《悯农》、《悯旱》、《农家叹》、《秋雨叹》等都从不同角度表现出对农民艰难生活的同情。杨万里初学江西诗派，重在字句韵律上着意，50岁以后诗风转变，由师法前人到师法自然，形成独具特色的诚斋体。诚斋体讲究所谓“活法”，即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情趣，用幽默诙谐、平易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檄风伯》：“风伯劝尔一杯酒，何须恶剧惊诗叟！”就充分体现了诚斋体的特色。所著《诚斋诗话》不专论诗，也有一些文论。所作赋，以《浯溪赋》、《海赋》为有名。所作词今存仅15首，风格清新，富于情趣，颇类其诗。又精于《易》学，有《诚斋易传》，以史证《易》，为经学家非议。所著《诚斋集》133卷（包括10种诗集及各体文章），有《四部丛刊》本；《杨文节公诗集》42卷，有乾隆间刻本；《诚斋易传》20卷，有曝书亭影宋本；《诚斋诗话》1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

杨万里一生力主抗战，反对屈膝投降，他在给皇帝的许多“书”、“策”、“札子”中都一再痛陈国家利病，力诋投降之误，爱国之扰尘情，溢于言表。他为官清正廉洁，尽力不扰百姓，当时的诗人徐玑称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投杨诚斋》）。江东转运副使任满之后，应有余钱万缗，但他均弃于官库，一钱不取而归。他立朝刚正，遇事敢言，指摘时弊，无所顾忌，因此始终不得大用。实际上他为官也不斤斤营求升迁，在作京官时就随时准备丢官罢职，因此预先准备好了由杭州回家的路费，锁置箱中，藏于卧室，又戒家人不许买一物，怕去职回乡时行李累赘。后来赋闲家居的十五年中，还是韩侂胄柄政之时，韩新建南园，请他作一篇“记”，许以高官相酬，万里坚辞不作，表示“官可弃，‘记’不可作。”以止数事，可以想见其为人。诗人葛天民夸他“脊梁如铁心如石”塌帆（见《南宋群贤小集．葛无怀小集》），并非谥美之辞。

杨万里一生热爱农村，体恤农民，也写了不少反映农民生活的诗篇。如《悯农》、《农家叹》、《秋雨叹》、《悯旱》、《过白沙竹技歌》等写出农民生活的艰难和疾苦，《歌四时词》、《播秧歌》等 写出农民艰辛和欢乐，《望雨》、《至后人城道中杂兴》等写出对风调雨顺，安居乐业的喜悦和盼望，都具有比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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