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杨炯不服王勃（杨炯和王勃）

王勃的水平比卢照龄高很多，为何杨炯却说“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杨炯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因为看不上王勃的水平，而是看不上王勃的人品。

01.我就是看不惯你狗腿的样子

王勃从年纪很小的时候就有入朝为官的想法了，甚至于在他年仅十五岁的时候就向当时的皇帝唐高宗献赋。在当时有志之士向王权贵族献诗献赋谋个一官半职也是很正常的，但是像王勃这么小的就开始谋个一官半职的就很少了。在王勃十六岁的时候就有了职位，成为了当时朝廷中年龄最小的官，吸引了一大批柠檬精。但是这还不足以让杨炯看不惯他，只是在王勃当官之后愈发狗腿，甚至后来帮助玩乐的王爷写诗助兴引发唐高宗大怒，把他逐出王府。当时的知识分子总是有些清高，所以杨炯看不上趋炎附势的王勃。

02.道不同不相为谋

唐朝文风比较开放，所以诗人们也对诗歌表达形式进行了改革，杨炯在当时属于革命性比较强的，他改变了传统的“宫体”，让诗歌变得更适合民间，比较有他自己的意识。卢照龄写的文章和杨炯在内容上有相呼应的地方，他的诗歌文章内容贴近现实，大多抒发人生悲苦，更能体现诗歌的价值。反观王勃的文章大多开阔绚丽，但是像我们熟悉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种内容的文章更容易博得统治者的欢心，并没有引发老百姓的共鸣。

03.尊敬长者是美德

王勃和杨炯是同一年生人，同龄人中总有一些不服气，虽然杨炯也肯定了王勃的才华甚至称赞了他，但是心中还是有一些“凭什么你排第一我排第二”这种思想。

而卢照龄比二人大了十四岁，面对长辈，杨炯势必是要尊重人家，言语上也会谦虚很多。

为什么杨炯曾自我评价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首先，我们先看这句话的出处：《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文苑上》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因为文采卓越，被人们称为“四杰”。一日，杨炯和三五好友提起这件事，对人说了这句话。当时杨炯的好友听了，也觉得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当时杨炯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场景，也许只是一场喝酒吹牛逼的小聚，他随口这么一说，就被人们随口传了出去，生怕看不到这四位文人互掐的好戏。的确，这四位诗词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位卑才高，恃才傲物。

杨炯为什么会说这句话呢？前一句是觉得卢前辈长自己十几岁，在文坛之中资历比他深厚，还是杨炯父亲的好朋友。排在这位谦卑之前他多少有些不自在，表达谦虚是应该的。而王勃和他同年，都是天之骄子，自小就被称作神童，大约少年时期没少拿来比较。如今这民间评比的“四杰”名号一出来，他自然会有些不服气。

在这一方面，很多人刻意放大了“耻”的意思。我认为杨炯这句话不是在贬低王勃，而是在鞭策自己，或者说是一种自信，自信自己并不比王勃差。个人认为，其实这四个文豪大家，互相之间还是有种英雄和英雄之间惺惺相惜的感觉在的，用这句话断言杨炯看王勃不爽，或者说他自高自大，也未免太小题大作了。

杨炯的出身并不好，他自己都黑自己“年少贱也”。上文说了杨炯是一个天才少年，十岁就考上了童子科，然后在弘文馆一待就是17年，一直都是“待制弘文馆”的身份。在这样的人生际遇之下，杨炯必然是迷茫的。他善于写边塞诗，其实一辈子都没上过战场。

自由的灵魂遇上压抑的生活，这是很多文学家和艺术家爆发的起点，俗称“历劫”。命运开起玩笑来也没什么底线，杨炯迷茫了17年，在27岁那年，他终于应制举及第，补九品校书郎，他的官场生涯从这里才刚刚开始。而就在这一年，王勃在探望父亲的途中意外溺亡，也刚刚27岁。

王勃死后，杨炯写了一篇《王子安集序》，说起王勃的文字，赞美道：“神机若助，日新其业。西南洪笔，咸出其词；每有一文，海内惊瞻。”将昔日爹妈总是拿来和他比较的“别人家”的孩子夸成天之骄子，笔下生出山河日月，这种感情是发自肺腑的。

回头想想如果当年杨炯说出“别把我和这三位放在一起了，愧不敢当。”这样自谦的话，说不定也不会流传下来。你看，明明卢照邻也曾说过“喜居王后，耻在骆前”的自谦语，但明显没有杨炯这句话带来的“八卦”气息强烈。

无论杨炯出于自信、骄傲、不甘……这样的杨炯是真实的，而不是八面玲珑的伪君子。其实这四位本来就各有各的性子，多少都有些文人的小傲气。也许就是这种跟自己过不去的心态吧，四位活得都不长，杨炯算是最能熬的，也不过只活到43岁，而且没有子嗣，像一缕清风一般拂过青史。

裴行俭曾经批判四杰，说他们浮躁浅陋，杨炯是酷吏，为争名夺利所以说出了这样的话。还说他写文章喜欢用古人的名字，给他起了个外号“点鬼薄”。其实相比于杨炯那句话，裴行俭对他们的恶意要大了许多。人无完人，闻一多先生就客观得多，赞四位是将诗歌从朝堂带入民间，从宫廷走向市井，最后走上江山和荒漠的人。

历史上文人相轻的例子数不胜数，举个我们熟悉的例子，韩寒和郭敬明一起出名，几乎同时开始搞电影，别人将他们相提并论之时，两人都会表现出一点尴尬。而杨炯发完牢骚之后，好歹还写了篇文章实事求是地夸了王勃一番。就像王勃的英年早逝已经是王勃的一部分一样，杨炯的骄傲不羁也是他的一部分，但他对王勃的死终究是惋惜的。

初唐四杰中，为什么杨炯曾自我评价说“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

“初唐四杰”中，最出名的是王勃，文学成就最高的也是王勃。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序》这些诗赋，因为进入教材，为我们耳熟能详。相反，很多人却并不知道卢照邻这个人，他的人生经历，他究竟写了什么诗歌，大家都不甚了了。

不过，《新唐书》记载：“炯尝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议者谓然。”就是说，同为“初唐四杰”之一，排在第二位的杨炯，对王勃和卢照邻却有截然不同的判断。杨炯认为他耻于排在王勃之后，却羞于排在卢照邻之前。显然，他的意思是说，卢照邻的水平，是明显高于王勃的。

那么，杨炯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而且当时的人还“议者谓然”，也就是说还同意他这个判断。这是怎么回事呢？我认为，杨炯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不完全是奔着文学成就去的，而是有其它因素在里面。有什么因素呢？

一、年龄问题。王勃是650年生的，杨炯是650年生的，卢照邻是636年生的。也就是说，杨炯和王勃是同龄的，卢照邻大杨炯和王勃14岁，算得上是他们两人的长辈。我们知道，很多人对长辈都是充满敬重的，在对长辈做评价的时候，也不吝啬赞美之词。就算长辈没有那么大的成就，在赞美上夸张一点，从尊重长者的角度来说，大家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自己内心也心甘情愿。但同龄人就不这样了。很多人都对和自己同龄的人不服气，都要和他较一较劲。

现在杨炯排在王勃的后面，他当然很不服气了。对于这个排位，杨炯不服气的，还不仅仅是因为他排在王勃之后，而是王勃排在首位，他排在第二位。在一个排位中，排在首位和排在第二位的，都是非常敏感的。排在首位，说明这个人是领袖，是具有超凡能力的。排在第二位的则说明，他虽然能力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但因为有人比他更厉害，他只能屈居第二。这在第二位的心中，是一种“既生瑜，何生亮”的满满的不平和不服。

二、人品问题。王勃很早就表现出了积极入世的样子。663年，王勃才13岁，就写了一篇《上绛州上官司马书》，在文中表达了要当官的想法。664年，王勃14岁的时候，又上书右丞相刘祥道，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表达想当官的想法。被刘祥道称为“神童”。665年，王勃15岁的时候，又给唐高宗上了一篇《乾元殿颂》，称颂唐高宗，同时再次表达了想当官的心思。

而这篇赋也让唐高宗大称王勃是“奇才”，第二年便授予他朝散郎的职位，那时候他16岁，是朝廷中最年幼的官员。虽说在唐朝时期，士人想要当官，都有向当权者献诗献赋的传统。但是，像王勃那样，从那么小开始，就非常密集地献诗献赋，而且向皇帝献赋，还是比较少的。再加上古代知识分子都有清高的一面，瞧不上那些对官员趋炎附势的人，因此，王勃的作为，确实是容易遭诟病的。

而王勃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更让他的声誉受到很大的影响。当时，唐高宗把王勃分给沛王李贤，让他辅佐李贤。后来，李贤和英王李显斗鸡，王勃帮李贤写了一篇《檄英王鸡文》，也就是为李贤的鸡，讨伐李显的鸡。这篇赋给唐高宗看见了，大怒，说王勃不能阻止王爷们玩这种荒唐的游戏，反而教唆王爷们不务正业，同时还让王爷们闹不和，完全是佞臣，因此把他逐出王府。

王勃这种没有原则的讨好权贵，就更让人瞧不起了。反观卢照龄，很少巴结权贵，因而郁郁不得志，而且还承受着身体疾病的严重折磨，可以说，人生非常悲苦。他这样的人生际遇，是很容易引发同情的。杨炯也很不得志。他到30岁的时候，才得了一个“雠校典籍”的九品小官。他的心理，和卢照龄是更贴近的。

三、文章问题。“初唐四杰”之所以被放在一起相提并论，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艺术成就高。更重要的，是他们改变了南朝以来的“宫体”诗歌，让诗歌走向民间，走向鲜活的表达。在这一点上，杨炯是革命性最强的，而且是有自主意识的。

不过，作为团队领袖，作为榜首的王勃，虽然文章开阔绚丽，但是，包括《滕王阁序》这样的赋，明显都有粉饰太平，为统治者唱赞歌的味道。而卢照龄所写的诗，抒发人生悲苦的东西更多一些，更贴近现实，更能体现诗歌价值的那一面。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杨炯不佩服王勃，反而特别佩服卢照龄。（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

好了，文章到此结束，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